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期阶段,但劳动力价格过高,是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重要原因。我国农民工群体庞大,从2010年调查的数据来看,其总人数为2.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2.6亿人。随着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不仅不能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反而要承受较高的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按照国际标准衡量,一个岗位的员工成本一般不超过工资水平4%至6%。当前劳动力价格已经高于发达国家平均5%左右的水平;随着农民工大量转移工作,未来一段时间内用工形势依然严峻。劳动力数量减少将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双重压力。我们认为,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于企业成本攀升态势。
一、农民工群体庞大,但不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根据《2010年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为2.6亿人。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农民工集中地区,居住条件简陋,出行交通不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主要依靠城镇企业或个人提供。其中还包括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住房、交通、通讯、餐饮、住宿等。他们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城镇居民水平。这些因素使得农民工普遍存在生活成本高的问题。
二、受教育程度偏低:劳动力结构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
在新常态下,劳动力总量和人均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力价格的重要因素。与国际上劳动力价格上升情况不同的是,我国人均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教育年限为16年。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民工中也存在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受教育的平均水平仅为高中文化程度一成。按照国家统计局2013年数据衡量,我国每千名劳动者拥有大学学历人数为0.65人、大专学历人数为98万人,而我国平均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学历人数为85.5万人;大专学历人员为88.9万人,本科学历人员仅为23万人(包含大专学历)。受教育年限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户籍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为30.6%;而受教育年限不足5年和7年者分别占27.7%和24.4%;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占比分别下降了1.4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我国在教育水平上处于中下水平,尤其是小学学历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不足1%。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一定城市就业压力,制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逐步扩大,这为城市吸纳劳动力创造了机会。同时,农民工在城镇居住期间,虽然在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仍要承受较高的生活成本以及生存压力。一方面农民工的生活开支也会随之增加。根据《农民工统计调查(2010年)》数据显示,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农民工每月工资水平分别为570元、490元,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在同等工资水平下其每月收入可达到当地城镇居民生活标准的60%以上。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群体还承担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与中国青年网联合发布的《2014年中国农民工蓝皮书》显示,截至2014年末,农民工总量2.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2.6亿人。根据人社部数据统计预测,我国城镇务工人口还将继续增长至7亿左右;到2030年末进城落户人数将达到8.5亿;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且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民工可能会占到30%左右。
四、城镇化带来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
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人口迁移和城市人口的就业状况将出现新变化,而这些都将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产生影响。这一时期是劳动力转移周期的起点,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将导致劳动力需求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由此影响各行业用工需求。由于城镇化的推进,农业劳动力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相对效益较低或者与大城市相比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和岗位上就业,从而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较大失业风险。在工资上涨、教育支出增加等压力下,一些农民工会选择留在农村继续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如果他们不能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有社会保险),可能面临生活压力、失业风险与贫困风险。这就导致在农村地区就业的人要接受生存压力,不仅可能因为工作而遭受收入损失(这也是当前大量农民工转移主要原因),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业风险。
五、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措施
当前,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措施有:一是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二是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三是提高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联结。从根本上讲提高就业质量还需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扶持力度。中国城镇化率自2004年开始已连续7年提高,并在2010年突破50%(约合2.6亿人)。随着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这些人群可以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可以享受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保障待遇比如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由政府代缴单位和个人缴费等,以提高其待遇水平;又如农民工“五险一金”制度;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人群进一步扩大等等。同时,要通过税收政策调节不同行业之间的税负水平。国家可以降低农民工、非户籍人员企业税负;对于企业而言,也可以降低社保费率;对于就业困难群体的优惠政策应尽快出台